名家访谈 | 追述与反思：伯明翰学派与文化研究 ——黄卓越访谈

【学者简介】

黄卓越：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担任该校文艺学博士点学科带头人、汉学研究所所长，“BLCU（北京）国际文化研究讲坛”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等职。已出版《艺术心理范式》、《过渡时期的文化选择》、《明永乐至嘉靖初诗文观研究》、《黄卓越思想史与批评学论文集》等多种著作。主编论文集有《英国文化研究：事件与问题》、《从颠覆到经典——现代主义文学大家群像》、《儒学与后现代视域：海外与中国》等。近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研究、中西文论、国际汉学、书写史理论等。

黄卓越教授

追述与反思：伯明翰学派与文化研究 ——黄卓越访谈

（本文发表在《社会科学家》2009年第7期，第3-7页。经作者授权由“外国文学文艺研究”微信公众号推出。）

邹赞（以下简称“邹”）：据我所知，黄老师是国内最先开始对英国文化研究进行学术史考察的学者之一，2011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英国文化研究：事件与问题》可谓一次比较集中性的成果展示。该书既有对“《银幕》”理论、“新时代”理论、道德恐慌研究、种族符号与消费问题的细察，也包括关于迪克·赫伯迪格、托尼·本内特、安吉拉·迈克罗比、拉克劳等文化研究学者的专题研究。从本书呈现的内容出发，我认为您试图达到两个目标：一是重点关注那些至今在中国文艺理论界鲜有译介和研究的重要事件与理论家，有意识地将英国文化研究的重要学术论争、学术事件嵌入理论研究之中，以期能够补白当下中国学界对于英国文化研究的某些误区和盲区；另一层面的意图正如您在前言中所写，“在学术史层面上所进行的梳理，并不等于鹦鹉学舌，仅仅学会他人的语言；而是表明，我们也有能力介入国际文化研究的话语场中，而不是只会做旁观的看客。”有意思的是，国内有学者对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现状抱怨甚多，其罗列的“罪责”往往直指“研究文化研究”，认为我们的文化研究脱离了中国本土情境，问题意识欠缺，尤其缺乏扎实的田野实践与个案分析，过分沉湎于“他山之石”，说白了，就是“研究文化研究”有余而“做文化研究”不足。作为一位自觉的文化研究学者，您如何看待学界的上述指责和抱怨？

黄卓越（以下简称“黄”）：自中国学界引入文化研究的理念以来，大致也是在这样两个层次上推进的，一是引介英美等国的文化研究成品，疏通与察考其学理系脉，二是“做文化研究”。“做文化研究”这一概念也是斯图亚特·霍尔、保罗·杜盖伊等一批国际文化研究者合撰一书的标题，试想借此显示出文化研究是如何被“做”的一种范例。该书的撰者以文化研究的若干概念为出发点，围绕着“索尼随声听”的“故事”展开了大量调查，对随声听这一人工流行制品的设计、生产、表征、消费等环节进行了细致的具例化、语境化的研究。借之，我们看到所谓的做文化研究不是停留在理论与阐释的层面上，而是有一个再具例化、再语境化的实践程序，而这种具例化不仅填充了文化研究作为知识“构体”的各种细部，同时也是一种介入实践的方式。文化研究的这一“做法”，当然也是为文化研究的前后历史所证明的，只是随场段（conjuncture）的变化与理论的推移而有所变化。同时，这也是文化研究之有异于文化理论的重大区别之处。文化理论，我在这里指称的是法国的后结构主义等，其话语的冲动主要表现为一种“向上的还原”，这也与欧陆学者固有的“哲学”惯性与偏好是相关的，通过解构一种普遍论的哲学而又建立了一种新的普遍论哲学。而文化研究从一开始走的就是偏于“向下的还原”的路径，面对的是确定场域中的人群、事件、符码制作方式等，尽管文化研究从来也不缺少自己的理论或概念。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英国文化研究：事件与问题》这部书专设了一些事件性研究的专题，固然是想让读者可借此窥得文化研究的一些实践路径，及它是如何在特定的语境来逐渐型塑其言述惯则的。

就中国大陆的情况而言，由于我们所称的这种特定意义上的文化研究是带有某种继发性的，以故汲纳国际文化研究的经验，甚至去努力地保持与国际文化研究的某种同步，是很有必要的。从目前国际学术的展开过程看，随着“理论的旅行”与“全球对话主义”的发展趋势，不同国家与民族的知识话语都已经开始交织在了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这种互系性不仅是指话语模式，同时也连带生活语境与研究对象，以后者而言，或说得较重一点，事实上从近代以来，我们的文化景观已很难确保还有一种单纯、明净、质朴的本土化质素，而是被许多来自于不同方向的河流冲刷过了，这种趋势至当前尤在加剧之中。互为镜像将成为未来学术的一个重要取向，如此而方能更好地反视本土的问题。本土化的提法从特定的意义上讲是中肯的，有警示性价值的，但是重复过多也易成为一种滥调。从这个意义上看，也可将文化研究看作是一种能够将本土问题意识与全球问题意识较好地勾连在一起的学术实践。

有人说，国内的学者在“做”自己的文化研究这一线上还走的不远，成就不够显著，我承认这一点。这固然也与我们还存在着一个学科理念与思路转换的问题有关，广而言之，比如如何重新定义“大学的责任”与功能，重新辨识学科安排的合法性，如何调整过于狭窄的文本中心主义的学术训练方式等，都有关系，而这些又都不是即刻可获，需要去逐渐改善。但是也不能因此而无视这十几年来文化研究已缔建的一些实绩。关于这点，似不用广征博引，只要看看这些年来我们在媒介研究、性别研究、新文化史研究此三个方面的变化，就会发现我们的步履已经是迈的比较大了，在文学研究、大众文化研究领域中同样也不乏大量颇见力度的实践成品。与之同时，也应看到文化研究的引入对我们的话语使用样式、观察事物的视角等产生的重大影响，这些也贯穿在了大量并不以文化研究为标榜的具例性研究中。对比一下十多年以前的中国研究状况，我们当前的知识话语与学术范型的确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型，其中，文化研究所带来的推动力或许是最为重要的。当然，有些质疑性看法的出现，也是事出有因，从整体上看，目前国内的学术场域有趋于零散化的危象，话语的空间交集多有不足，很难形成比较收聚的学术交流与对话场域，这也造成了有时不易发现那些已经在根本处发生的一些变化。

邹：您在关注英国文化研究之前，主要的学术兴趣集中在中国古代文论尤其是明清文艺思潮、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思想史方面的论题，后来视域拓展到文化研究和海外汉学，这种研究兴趣转移的外在契机是什么？

黄：从某种角度而言，也可以从一个学者的“性地”上来了解其所作的学术选择或定位。我自以为是那种狐狸型的学者，或也可以视为是刺猬型兼狐狸型的学者。以我之见，刺猬型的学者都是比较坚执于某个单一理念的，会一个巷子走到黑。我虽然也会先去凿某个洞，但同时也会东张西望，贪图一些更广的景致，并以能够去凿出更多的洞穴为乐趣。当然狐狸型的学者也有自己的“悲哀”，这就是有些不知所归，不知归处在何处。用世俗的眼光看这一问题，就是当人们称呼某些刺猬型的学者为某某专家的时候，狐狸型的学者总会处在一种尴尬的情状中，这也是他在一种社会必需的命名仪式程序上所遭遇到的尴尬。当然你想进行一些知识创新或探索，也可以将这些俗谈置之度外。如果我们愿意，也可以借用文化研究的术语（源于葛兰西）来表示这种区分，这就是将那些毕生致力于某一学科研究的学者称为是传统知识分子或专业知识分子，而将在一更大的、边界模糊的区域中，比如文化研究领域中走游的学者称为是“有机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的特点是以整体的社会及其问题间架，而不是以学科的边界或求真的幻觉为自己的工作范畴的，因此只有大幅度的跨疆域、跨问题式研究才能够满足他们的怀抱。

就我自己的学科转换来看，也不可能离开历史的语境只从性地差异上来解释。在80年代，我首先进入的是西学领域，这与当时的思想革新运动息息相关。90年代之后，返身于对本国史的研究，则与某种思想上的受挫，进而以期沉淀自己的心态，检讨历史的经验等想法有关。与之同时，随着体制性松绑进程的展开，“社会”这一区域开始浮升于中国的地表，即社会开始成为人们活动的框架及各种势力竞争的场域，我们的关怀就不可能仅仅停留在“书架上的知识”，学术也必然会处于一种新的转型之中，文化研究也就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进入我与其他一些学者视野的。可能有些学者仍然会将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单纯的知识型“学术”来处理，在古典学术的框架下来看待文化研究，但是以我的看法，文化研究从一开始便将自己定位于一种“介入”性的而非规避性的知识生产方式，源于一种社会焦虑而非自我平静，因此若有涉于此，也需要改变一个学者对学术功能的看法，并且在学术与社会这“两个世界”之间摆出你的位置。虽然我目前仍然在几种学术形态比如在古学研究、文化研究、汉学研究等之间穿梭，看似有些割裂，但文化研究也给我带来了一种整体的、观察历史与世界的新的视野，因此也会有助于在其他领域中的观念与思维的更新。比如彼得·伯克等的一些新文化史研究，就对我启发很大，尽管其处理的是历史编纂学，这好像是一个已经习以为常地被划归到古典学术范畴中去的领域，但我们仍然可以将文化研究理解事物及其运动的方式嵌入其中，造成解释的置换甚至有时是激变。我也相信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学术范式，也许再过十几年，旧的，也就是延续多年，直到目前尚还主导学术研究的纯实证主义范式在知识生产无限膨胀之后，及生命意义瞬间流转的时代里，有可能趋于衰落，文化研究或许是否可以作为引渡未来学术范式之构建的津梁，也不得而知。

邹：我们知道，源起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文化研究思潮，经过“理论的旅行”来到中国大陆，并且已经发展为极具活力的理论资源。人们在梳理文化研究的学术发展史时，往往会追溯到伯明翰学派。现在大家对伯明翰学派耳熟能详，但是对该学派的学术谱系并不十分清楚，请您介绍一下伯明翰学派的谱系。

黄：严格地说，1964 年CCCS即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标志着伯明翰学派的出现。由于该学派参与了英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一系列对话，提出了许多就文化研究来说具有关键意义的理论命题，极大地拓展了知识表述的话语疆域，在学术界造成了重大的影响，许多学者往往会将这一系脉看做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或唯一代表。尽管在中心成立以前即已介入文化研究的雷蒙·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和E.P.汤普森中，只有霍加特主持与参与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机构性事务，但是斯图亚特·霍尔仍然把“三大家”的工作看成是英国文化研究前期的主要思想来源，并将之与后来发展出来的CCCS在观念和逻辑上连接起来，构建出了一个具有一致性诉求与目标的早期英国文化研究的识别谱系。当然，这也会产生另一种误解，好像从20 世纪50 年代到80 年代，在英国只存在着一个文化研究流派，即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

事实上，三大家之后，在作为确定机制的CCCS中心以外，仍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在从事一种类同于文化研究的工作，比如莱斯特大学的格雷汉姆·默多克（还有戈尔丁）。另外，威廉斯的学生伊格尔顿继承并纵深发展了威廉斯一线的理论系脉，更多注重于将文化研究的视角切入对文学、美学等的分析。既然这样，如果我们扩大一些视野，消除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神话”，就可以发现，像默多克、伊格尔顿等一批学者的研究仍然与CCCS有许多深度意义上的契合点，再将外延扩展一些，则也可将新左派中比较关注“文化”问题的一些成员，甚至如70年代以后出现的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拉克劳，或更晚一些的迈克·费瑟斯通等归入泛义的英国文化研究谱系之中。言及于此，也有必要提到70年代出现的银幕派的归属问题，托尼·本内特曾认为其不属于伯明翰学派，这是对的，因为它是在伯明翰学派以外活动的，提供了另外一种更为激进的，带有结构主义取向的研究路径。但另一方面，我们还是要注意到霍尔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中的表达，霍尔认为“文化研究”是包含有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模式的，就此而论，以结构主义为主要阐述特征的银幕派就依然可看作是泛义的文化研究的一个分属。如果我们查看一些当时的资料也可发现，其实银幕派与CCCS之间的纠缠与联结关系要比一般想象复杂得多，不但CCCS也受到过银幕派思想的一些促发，而且两派中一些成员也有若干阶段性的重叠。以上几个简单的例子，或已可告诉我们，实际存在的是两个不同的命名框架：一是英国的文化研究，一是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两者的涵盖面是不一样的。霍尔后来去了开放大学，文化研究的动力中心也部分地开始向外转移。90 年代以后，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中心尽管还维持了一段时期，培养出了一批新的学者，却已经无法与70年代相比，不再是当时思想斡旋的一个中心，直到因招生与经费等的困难而歇业。但由于文化研究已在此时扩展到英国的其他多所院校，因此，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隐退并不意味着英国文化研究的衰落，这是两码事。

梳理从50年代始至今的整个英国文化研究历程，可以大致分为两个大的时期：第一时期，为50 年代到80 年代后期，其中又可细分为三个小阶段即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文化主义，结构主义和新葛兰西主义。在第一个时期中，CCCS中心或曰是伯明翰学派在整个英国文化研究中起到了引领性的作用，尽管如刚才所说，同时也还存在着其他一些可以用“文化研究”标识其工作属性的相对边缘性的、小一些的系脉，它们也是不能忽视的。第二时期可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研究时期。如果说文化研究的前一时期偏重于现代性视角的叙述，那么后一阶段则明显受到了各种后现代叙述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出解中心、多元链接，及对消费主义、全球对话主义、电子科技世界等热切关注的理论特征。与之同时，文化研究也开始泛化：一是研究主体的泛化，不再限于伯明翰文化中心等少数的机构，而是在英国各个大学都成立了与文化研究相关的系所。进而，文化研究也由英国本土向国际学术界泛化，并逐渐消弭原有的国族边界，融入到一种边界不定的“国际文化研究”大范畴之中，后者在目前已成为一个既可自身识别又有话语共生的广阔平台。再一个是研究主题的泛化，扩展到更多的研究领域，并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如图像学研究、后文化地理学、生命政治学、城市研究、身体研究、殖民旅行研究、新文化史研究、后译学等等。其中尤值一提的是美国文化研究在此期的勃兴，并大有后来者居上的趋势，与之同时，美国的研究也极大地影响到了当地的汉学研究，而通过这种“新汉学”的中间通道，又将其影响折射与传播到中国本土。

邹：伯明翰学派的成员构成十分复杂，一般来说，CCCS 的几任主任如理查德·霍加特、斯图亚特·霍尔、理查德·约翰森和乔治·拉朗，他们应该是毫无疑义的。伯明翰学派还应该包括被称作“伯明翰帮”并都曾在CCCS 获取过研究生学位的成员，如保尔·威利斯、迪克·赫伯迪格、安吉拉·迈克罗比、大卫·莫利等；至于深受CCCS 影响的一批学者，比如格雷汉姆·默多克、约翰·菲斯克、托尼·本内特等，学界对其是否应当归属于伯明翰学派存在分歧，您是如何看待的？

黄：虽然伯明翰学派已成为一个过去式，但作为在一段时期内确实存在的观念实体，无疑也会有自己的框架与边界，至少我们可以借此来梳理60-80年代英国文化研究的主要发展概貌。而哪些学者属于该学派的成员，首先应看其与CCCS之间实际发生的关系，你指出的那些成员，都直接源于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差不多都是伯明翰学派的中坚性人物。此外，托尼·本内特也可归入到这一系脉之中，他虽然没在伯明翰大学正式学习或任教，但从其早期的一系列著作看，已经是自觉地以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的理路来观察马克思主义的审美、大众文化等问题，他也在80年代初参与了伯明翰学派发起的葛兰西转向的一些理论争论，并成了这一讨论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成员。他后来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对福柯思想的转化，偏向于从“机构”的角度研究文化，即其所谓的“将政策引入文化研究”，看似有些特殊，但如果我们知道伯明翰的那些重要成员几乎都有一个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或区域，那么就不会因为某些特殊性而感到意外。

像你所说的默多克与菲斯克，他们与伯明翰学派的关系就比较复杂些。默多克曾明确地表示他的研究可称之为“文化分析”，而不是“文化研究”，他也不是伯明翰文化中心的正式成员，但是他的研究又与伯明翰文化研究之间有多重性的关联，根据资料，我们看到，在CCCS中心当年出版的《仪式的抵抗》一书中，即有他撰写的《阶级意识与代别意识》一文，可知他参与了当时“青年亚文化”的研究，默多克也提到自己的研究受惠于斯图亚特·霍尔的把经济力量设想为是“首先”而非“最终”的因素的观点等，因此使得他的富有个性的研究与伯明翰文化研究之间构成一种交叉或相切的关系。根据我在此前的分类法，当然不能将之确定地归于伯明翰学派之中，但却可视之为泛义的英国文化研究的一位重要参与者。至于菲斯克，我知道他早年曾在英国学习，可能还在CCCS中心做过研究，断断续续也见到他的一些文章与CCCS学人的著述编辑在一起，他自己也写过如《英国文化研究与电视》一类的文章，当然，更主要的是他的思想很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对伯明翰文化研究后期理路的延续，处在葛兰西转向的延长线上。因此，英国的一些学者对他的批评也是将之与伯明翰学派的后期变化联系在一起的。就这些方面来看，至少离开伯明翰的学脉，我们是很难将之进行思想上的定位的。这种情况，也就是本身不是英国籍的学者，但却因受CCCS的思想影响，并在当年造访于CCCS，与CCCS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的还有荷兰的洪恩美（即伊恩·昂，后来去了澳大利亚）、美国的道格拉斯等。在70年代之后，整个西方社会面临新的知识危机，对自由资本主义与旧马克思主义都持有深度的怀疑，而此时CCCS的理念正好对68风暴之后的思想真空形成了一种填补，因此也吸引了众多其他国家知识分子的向往，这个历史背景我们长期以来未曾注意，需要在这里简要重申一下。

邹：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由伯明翰学派以3A（Anglo-American-Australian）为轴心向世界其他地区播撒，并在1980年代以来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各种不同版本的文化研究聚合成“复数的”或“复调”的文化研究，诸种理论话语与思想资源杂陈并置、互为参照，其间交织着不同面向的对话与争鸣。请您介绍一下文化研究的理论旅行路线。

黄: “英国式”的，或“CCCS style”式的文化研究大概从1970年代开始即由英国向美国渗透，道格拉斯·凯尔纳在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任教时，即牵头组织了一个奥斯汀文化研究小组，从开始消化伯明翰学派的研究进而走向更为自主的研究，都与伯明翰学派之间有密切的渊源关系。顺便提一句，最近我看到国内一些学者在研究凯尔纳、拉克劳这一批后期的理论明星时，往往忽视他们思想中实际存在的伯明翰渊源，以致于使对各种概念来源的分析没有具体的着落，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在凯尔纳同时与之后，美国其他一些大学的学者也开始积极关注英国文化研究，比如格罗斯伯格等即是很有代表性的人物。菲斯克后来也主要是在美国做那种“英国特色”较为鲜明的文化研究。

也有必要解释一下美国的文化研究。由于美国的社会问题与英国不同，因此，美国的文化研究在早期相对地更加偏重于后殖民主义与大众文化研究，有自己的问题意识与研究特色，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美国的文化研究纳入到英国文化研究的框架中来理解。事实上，美国的文化研究有其自身发生的渊源，时间上也比较早，并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过英国的文化研究，只是到了奥斯汀小组等大批学者有系统地在美国引入英国文化研究的思想以后，美国的文化研究中才呈现出英国式研究的一些影响，两国的研究在后期也更多地交融到一起了。我2006年到伯明翰大学CCCS中心原址访问时，现社会学系的一位学者就向我介绍过，到此经常来访的是各路美国学者，可见美国人是很重视这个大西洋彼岸的学术发源地的，这也可以从后来许多美国学者在陈述“文化研究”的进程时见出。

作为英联邦国家，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与英国文化研究的关系也同样很密切，托尼·本内特在1983 年赴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任教，1994 年才重回英国，其时，也有其他一些学者或从英国学成返澳，或从英美等地移居澳洲，进一步推动了当地的文化研究。目前，像国际文化研究界甚为知名的如洪恩美、格雷姆·特纳、哈特利等都在澳洲各大学从教。相对而言，澳洲文化研究的特色，更多地表现出对传媒与文化政策研究等的兴趣。所谓的3A轴心国的提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无需过分强调，因为在凸显了澳大利亚或3A文化研究的地位的同时，也易遮蔽另外一些区域的研究。

由于特殊的原因，印度形成了以“Subaltern Studies”为核心概念的文化研究，以古哈为首的一些印度学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即开始编辑以《庶民研究》为题的系列丛刊，Subaltern Studies 是从英美的文化研究中获得部分的灵感（丛刊也是在英国出版的），并逐步在国际学术界获得了广泛的声誉。为此，我们知道像斯皮瓦克、霍米·巴巴、查特吉等著名文化理论家皆出于印度裔也就不足为怪了。斯皮瓦克的成名作《庶民能说话吗？》即是从这一研究中延伸出来的一个话题，而斯皮瓦克此后的研究也依然是沿着这一路径走下来的。印度文化研究有自己的特点，又更多地会将着眼点集中在族性问题与大众政治的范畴，这也是与印度近代以来的殖民史及种姓制度史等有深度的关联。这也给我们一种启示，任何一国或地区的文化研究的确立与展开都会基于深厚的历史体验，建立在对自身特殊的压迫模式的理解与抵抗之上的，绝不会是仅仅出于对某些词语或话语的移用。

文化研究传入东亚与南亚地区相对稍晚一些，日本、韩国与新加坡等有不少学者长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像东京大学的吉田俊哉就与英国的费瑟斯通之间有长期的合作，2007年便由吉田俊哉所在的东京大学传播系与费瑟斯通领导的文化研究小组在日本共同举办了一次约五百名学者参加的国际文化研究大会，他们也都曾来北京与我们做过交流。这些地区的文化研究多偏向于关注大众媒介、娱乐工业、性别、地区文化身份、流行文化的跨区域传播等的问题。东欧地区的文化研究在前一阶段则主要偏重于研究后社会主义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企图借此而构筑一区域性的话语场域，像斯洛文尼亚的阿莱什教授的研究就比较有代表性，相较而言，齐泽克的研究反而更靠近于国际的普泛性话题。1990 年代以来，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学术界也颇涉文化研究，一方面坚持发掘文化研究与在地经验之间的关联，另一方面则努力打造自身研究的国际品格。其中，像台湾学者主持的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亚际文化研究》）便是办得很好的一份英文刊物，也有一较为明确的区域性目标。就这个层面上看，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就显得指向性有些不够明确，这或许与中国是一个学术大国有关，在资源上很难获得集结性的整合，同时，许多学者或许也并不愿意将自己合并到东亚或亚洲的概念之中，而更愿意突出身份的本位性。

鉴于视野上的限制，诸多地区的情况我接触得并不多，进一步的了解需要请教于这方面的专家。总起来看，一方面，英国甚至美国对其他地区文化研究的影响至少在早期是如实存在的，但另一方面，以问题意识而言，各国与各区域的文化研究又都有本土性的根源，因此而也无法用影响源来直接解说其他区域的研究，这也与文化研究对“场域”性的追求有一定的关系。文化研究并不将自己看成一种普遍性的理论，而是看做一种场域性的知识与思想重建的方式，即由不同的地方性知识来共建一个有着重叠与交汇关系的国际性话语同盟。目前国际文化研究界的主流口号是“去中心”与“多中心”，从中我们可以见出这一思想学派的基本旨趣。

邹：“文化研究”这一称谓常常招来各个学科领域的学者们的诟病，人们往往混淆“文化研究”和“对文化的研究”，要厘清二者之间的区别，就必须对源于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的学术特质进行定位，您认为“文化研究”的学术特质是什么？

黄：文化研究在中国兴起的初期的确受到较多的质疑，甚至抵制，原因比较复杂，有从狭窄的学科界定角度出发来反对之的，这主要反映在文学学科中；也有从国际右翼主义立场反对之的，不一而足，这些事实上也是可以理解与消化的。就我看来,可怕的还是那些出于虚妄与无知心理的反对之声，这在每一个时期都会有。有些学者，没有任何外语阅读能力，往往是在捕捉到一些知识皮毛之后，就大放厥词。其实文化研究是一个非常庞杂的系统，精深的研究者尚不敢许诺自己就是一个全知者。消除这种无知，需要我们对这一领域有更深入的探入，并在对话中扩展我们的认知。另外，如你所述，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化研究，是一个大写的文化研究，不同于泛论式的、旧的意义上的“The study of culture”,也就是说它有自己的理论定位。

但要解说清楚文化研究的“特质”，想必也还是很困难的，许多的学者都曾尝试过这一工作，但不能说就很令人满意了。这一方面与文化研究的多维度、多学科特征有关，就像是面对一个多棱型的晶体，需要从众多的侧面去分析它，然后才可能获取一个综合性的结论。另一方面也与其过程的“延异”性有关，从某个本来就不是很有确定性的基点出发，后来又裹挟进太多的思想与方法，不断地随语境而转换自己的身段，被各种理论与话语所重构，始终将自己置身于一种“交叉路口”。因此有时就像是好不容易得出了一个定义，但它却又快速地从我们的唇边飞走了。当然也可以通过一些对比来加以解说，比如相对于一般的，或经典化的各种学科知识，文化研究则具有反思性、实践性、批判性、跨域性、边缘话语、日常话语等特点，而这些仍然又都是一些很笼统的说法，或者说只是它的一些“形态”而非“基质”。如果一定要尝试性地找出它的几个关键特征的话，我以为，首先的一点就是要抓住其对“文化”概念的理解。文化研究将关注的重心聚焦于“文化”，而不是经济或政治行为等，是其认为文化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意义，这个文化既是我们所使用的语言、符号、表象与文本等，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既是传统的，也是当代的。尤其是在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文化愈益成了组织我们感知与理解模式的主要手段，与之相关，我们的政治与经济等的运作也都需要借助这些符号或生活方式来传递其价值，建立与之相一致的体验世界的模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不仅是我们的生存空间，同时也是权力博弈的一个场所，文化的建构总是会成为霸权实施的必由路径，文化的解蔽与修正则会成为抵制霸权的必要方式。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便无法将对文化的研究归入到“纯粹”的知识范畴中，毋宁称之为是一种有关“文化政治”的学说。文化研究当然还有一些其他重要的特点，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对之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邹：2002 年6 月，英国伯明翰大学校方关闭了该校的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一时在文化界和学术界掀起轩然大波。学界开始反思“文化研究”，我在梳理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理论时发现，霍尔曾经指斥当前的文化研究越来越脱离社会实践性，陷入一种“理论主义的自我迷恋”。《文化研究》期刊的主编格罗斯伯格也明确指出，“文化研究越来越远离经济，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您如何看待霍尔和格罗斯伯格的观点？

黄：文化研究在英国诞生之初，即表现出对本土的经验性思维与阐述方式的熟练运用，与外来的理论没有太多的关系。雷蒙·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E.P.汤普森等开启的“文化主义”范式偏重于关注英国底层阶级的历史及英国文化观念史的演变，都不是从某种理论预设出发的。英国的学术模式与欧洲大陆的有所不同，偏重于经验主义的方式，即使吸收外来的理论，也会与其经验的论证或民族志式的研究相结合。从霍尔开始，英国文化研究学者开始主动吸收外来的理论话语，像阿尔都塞、葛兰西、罗兰·巴特、巴赫金、德勒兹、拉康和德里达等的理论，都曾被取用来充实他们的武库。我认为，开放的心态与理论资源的多元化是英国文化研究能够不断推进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时又能够将这些汲入物汇归到自己的经验主义模式中，以便更好地解释现实，这与结构主义的理论演绎方式是不同的。当然，“理论”和“经验”对立也是有的，它们之间也曾发生过论争，比如佩里·安德森与E·P·汤普森之间的争执，汤普森甚至专门撰写了《理论的贫困》一书来表示其对理论与理论预设的质疑。相对而言，霍尔及后来伯明翰成员的视野要显得更为开阔一些，对理论还是抱有很大热情的，但他们依然更注重的是理论向经验切入的可能，并以望在理论与经验之间进行有效的调适。霍尔的这个说法，也就是他提到的“理论主义”，我想肯定会有某种特殊针对性，像安德森、银幕理论，或还有后来的一些研究，甚至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都会存在着某种理论主义的嫌疑。如果一旦走向“理论主义”，英国文化研究就会完全变形，它的最主要的实践性、场域性特征就会遭到消解。

文化研究的确经历了由对经济决定论的反驳到走向忽视生产的所谓“文化民粹主义”的过程。如结合英国文化研究自身发展的理论路向来看，霍尔、汤普森等都属新左派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关注的视野最初集中在阶级的向度上，经济自然会成为他们思考文化的一个重要视点。但霍尔等人又反对经济决定论，反对用经济或政治的视野来解释一切文化问题。特别要注意的是，经济视角并没有被他们所排斥，但他们的这种经济视角与一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模式还是大相径庭的。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被他们看作是一种“接合”(articulate)，而不是最终谁谁“决定”谁谁的关系。在英国文化研究那里，文化是一个独立性相对较强的概念，与经济、政治处在一种动态的关联中，这其实已是对旧有的政治经济学模式的解构或者超越。但经济与政治的重要性或说是生产的重要性并没有被忽视，直到1980年代后期，霍尔在为《新时代》写导论时，依然很重视经济模式变化对后现代文化出现的影响，他认为由旧时代向新时代的过渡与后福特生产方式替代福特式生产方式是密切相关的，尽管这种过渡也被看作是更为广泛、深邃的社会与文化发展的一种结果。当然，在文化研究的后期，确也开始出现了淡化政治经济或生产维度的趋向。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中，文化问题越来越突出，亨廷顿、费瑟斯通等都曾强调过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特殊意义甚至是中心意义，“传媒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成为研究界的热门话题。与之同时，消费与受众的研究视角也日益在文化研究的进程中成为一种“抵抗”性的话语，甚至超越了与“生产”、“结构”等的平衡，由此而容易忽视由生产出发的、被看作普遍存在的结构性力量，进而削弱文化研究的反思性和批判性功能。现在大家看到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有菲斯克等的主张，从而引起像格罗斯伯格、麦克盖根、凯尔纳等人的担忧与批评。我认为这种警示性的批评是有价值的，因为一旦文化研究丧失了解蔽与批判的维度，甚至过分强调日常生活或消费行为中固有的抵制性效果，那么就有可能归并到自由主义的逻辑话语系统中，失去它的立根之本。

邹:尽管斯图亚特·霍尔曾明确宣称，文化研究不存在所谓确切的起源，但学界还是尝试解密英国文化研究的“源起”，并出现多种结论：有的学者以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学术建制为标准，有的会追溯到战后英国成人教育，有的则强调霍加特、威廉斯、E.P.汤普森的三本奠基性著作为标志，还有的学者会溯及英国文学的文化批评传统，当然，也有学者强调工业革命的重要意义。其实上述因素对于英国文化研究的塑形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但是不管怎样，文学批评始终是一条无可回避的主线，您如何评估文学批评对于英国文化研究的意义？

黄：霍尔的确有此宣称，以为文化研究不存在所谓确切的起源，此也源自福柯对话语谱系界认的说法。怎样看待文化研究的起源与历史，取决于不同的角度。从命名的意义，甚至从机制确立的意义上看，我们固然可以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60年代的成立，看做文化研究创建的一个主要的标志。然而从霍尔《文化研究：两种范式》及其他大量文章的表述看，似又可再做前溯，将50年代后以来文化研究三大家等的工作视为文化研究的先声。当然其中也应当包括霍尔自己的工作，因为文化研究后来展开的许多重要话题都已在50年代霍尔所主持的那本杂志《大学与左派评论》中萌生了，霍尔在1958年发表的《无阶级感》同样也是文化研究思想创立进程中具有纲领性意义的一个文本。但是即便如此，诚如雷蒙·威廉斯在《文化研究的未来》一文中所云，文化研究的出现与战前，甚至更早时期左翼知识人所推动的成人教育的工作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很多人，而不是限于三大家或四大家，都将他们的经验带入到一种向前延伸的潮流中，启迪了文化的转型与文化研究的创建。进而，从“文化”这一概念的措用与表述看，这一缘起还可再度往前探寻，一直追溯到19世纪初工业革命开始所发生的影响及一个多世纪以来智识群体对这种影响的反应上。如此一来，威廉斯所概括的“三大革命”（经济革命、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也就不可避免地要被插入到对“文化研究前史”的考察中。虽然目前我们会依据于霍尔所立的权宜性断限，将当代文化研究的一种规范性起点确定在50年代，以便有一个在学理梳理上可加辨识的“树桩”，但不应将之视为某种突如其来的事变，而是应当看做是由“漫长的革命”延续与转换而来的一个节点，从而也将后来兴起的文化研究一并视作这场未尽的革命的一部分。通过一种长时段的考察，观念史运行的环扣性就会逐渐显示出来，借助这样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文化研究的起源与使命，将能加深对文化研究的理解。最近我所带领的一个团队也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以期将后来发生的文化研究衔接到一个更长的观念史变动的序列中，希望不久能够见到这些成果的问世。

霍尔在其《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一文中也曾谈到，文化研究来源于多种话语，并且是由大量不同的历史观念汇集而来的。通过对文化研究前史的探查，可以看到诸多的话语是如何以缠绕的方式与文化研究挂连到一起的。毫无疑问，你提到的文学批评及其话语也是对文化研究思想之成型产生过最为重要影响的一脉，这不单是因为早期介入文化研究创建的那些人物如霍加特、威廉斯、E.P.汤普森、霍尔等最初都来自于文学学科，更重要的还是二者在观念上形成的作用与反作用。这首先与英国十九世纪以来的文学批评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批评”有密切的关系，无论是阿诺德、罗斯金，还是艾略特、利维斯等，一方面，他们并没有将自己的文学批评限定在文学自足的区域以内，而是将某种文化观，对文化的解释，作为文学批评的一种指导性理念，即将“文化”看做是评判文学的内在尺度。在另一方面，他们也均撰有专门的文化批评著述，以形成与他们的文学批评的某种对应或呼应。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文化研究前史的推移中，文学批评实际上承担了文化解释的最重要职能，而新兴的文化研究若要对“文化”做出新的解释，也就需要通过对前期文学批评的梳理、清理与超越才能完成，这也在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一书的撰写中获得了显明的反映。现在我们讨论50年代后文化研究的发生，一般多会关注它对前期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清算，即新的文化观与前期文化观之间的断裂，但这还是不够的，如果想更为全面地看待二者的关系，也应当注意到其间存在的一些承继关系，比如在文本研究的方法、批判主义的理论特征、对大众传媒的关注等方面，文化研究都对前史状态中的文学批评或文化批评有所承继，当然有些是以翻转的方式去完成的。从批判主义这点看，两者又均属基于某种边缘立场而对主导意识形态所展开的抵制，并均能将自己的思考置放于一种宏观历史即文明史变迁的背景上。

邹：如果追溯英国文化研究的前史，会发现英国存在一个威廉斯所谓的“文化与文明”传统，马修·阿诺德、T.S.艾略特和F.R.利维斯是这一传统的关键人物。“文化”被他们建构为一个有机的能指，用来抵制甚嚣尘上的大众文明。不论是阿诺德理想中的古希腊罗马文学，还是利维斯大力倡导的英文教育，其内在的实质都是指向一种“文学文化”，伊格尔顿曾经质疑这种“文学文化”的批判效应，对此您如何评价？

黄：对英国文化研究的前史，可有两种断限，一是以十九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文学批评及科贝特、欧文等的社会批评为端倪，二是以维多利亚时代的马修·阿诺德为起点，这二种界分都有理据可述。但无论怎样处理这些界分，均可将之纳入两种观念传统之演进的历史框架中来考察，一即所谓的“文化与文明”的传统，另一是“文化与社会”的传统。

在“文化与文明”的传统中，文化被看做是代表了人类教养之阶梯、具有“美好与光明”——从而也是“完美”质素的一种心智方式，而文明这一原来与文化几乎同义的概念，由于历史本身催发的断裂，逐渐与文化相分离，并最终成为工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现代性恶劣倾向的代名词。从观念史的角度看，这一传统在19世纪初即萌生于对现代文明批判的脉流中；从概念史的角度看，则至阿诺德处才真正全面地阐述了“文化”的要义，将文化这一概念置于思想表述的中心。在“文化与社会”的传统中，这个“社会”，首先指的是批评与阐释的活动中呈示出的社会维度，比如包括了对社会生活形态、社会机构的关注等，其次指的是批评思想中包含的对群体性社会价值（公共化或“共同体”等）的肯定。这一传统同样起源甚早，并绵邈流长。如果说，在前一传统（“文化与文明”）中，所包含在内的两个核心观念要素是以对立的方式展现的，那么在后一传统（“文化与社会”）中，两要素却是以肯定的方式铰合在一起的。从总的趋势上看，在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的漫长时日里，文化与文明的传统是最为突显的一条主线，包括了人文主义批评家们所集中阐述的各种论域，而逐渐形成中的文化与社会的传统则隐含在批评家们次生一级的思想形态中，并依据不同批评家的情况而有强弱不一的传达，但无论如何又都属于遭到掩抑的那种观念。两条线索明暗交叉，跌宕前行，而文化研究学者如威廉斯等则是希望通过对文化与社会传统的某种承接与改造，最终将之升华为一种更具广泛包容性的思想标识，从而以之作为对文化与文明传统的某种勘正或拨转，进而开辟出一条理解“文化”的新路，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文化转向”，也就是从文化与文明的传统转出而面向文化与社会的路向。其中，对“文化”这一语词的使用没有改变，但对之指意的解释却发生了变化。

关于“文学文化”的提法，见于利维斯的著述，如在《教育与大学》一书的序言，及其所编《细察精选读本》等中均有提及。据我上面已介绍的，在英国文学批评的话语系统中，文学被看成是储存文化之最佳精华的一个容器，因此，这样的文学也就是文化的一种再现方式，必然也是一种“大写的文学”，同时也是一种高雅文学、经典文学，文学与文化为此而被粘连到了一起，并构成一种可径直称为“文学文化”的传统。现在我们一般也称从阿诺德至艾略特、利维斯等一系所倡导的文学批评思想为“文学文化”，这是有特定意指的。这一提法在美国也较盛行，前可追自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批评，新近的论述者则有理查德·罗蒂等。文学文化的批评学目标旨在建构，也旨在批判。以批判的一面看，它主要是从贵族人文主义与道德理想主义的角度出发，借助于“有机社会”这一守护神般的理念，贬斥工业与商业文明所造成的功利主义、大众社会及其文化消费等景观。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批判是有必要的，也获得了文化研究者有所保留的认同。然而它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如果只是独持一种精英主义的标准，那么如何看待在更为普遍的民众中所一直通行，且也作为其日用资粮的流行文学、民间文化呢？如果仅限于那种心灵感受性的原则，那么又如何能够包容在更大范围内存在的社会性意义呢？如果仅仅只是将大众时代的文化生产视为负面的力量，并赋予其控摄性一切的能量，那么是否也就完全取消了在日常阅读与底层阅读中存有的多样性，甚至抵制性潜能，进而将民众视为是一群完全被动的 “文化白痴”、“乌合之众”？如此看来，在一个公众社会开始浮升并成为社会主体的时代语境中，文学文化批评尽管敏锐地发现了某种不良的走向及其对心智建构的影响，但是由于其立足点偏于狭窄，因此也就难以解答与解决各种在多样化层次上呈示出来的问题。就此而言，其批判的效果也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并会成为文化研究者如伊格尔顿等陈难的一个对象。从今天的角度看，既然多样性文化已经成为社会文化的一种主流，那么由保守人文主义者提出的价值建议也将重新受到我们的重视，至少可以作为新的社会文化之构建的参考尺度之一，当然不是全部。

顺便说一下，在相关的讨论中，有些学者将文化研究视为是一种反精英主义的“民粹”式冲动，这个看法是不够全面的。我们只要看看威廉斯“三种文化”的定义，或他所述的“整体的生活方式”，就可知是将作为精神的文化也一并包容进其“文化共同体”中的，只不过属于整体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已。文化研究抵制的主要是一种藐视民众的独霸式话语，并企图通过调节来恢复文化的平等状态，当然也希望学者能够对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现象保持主动的敏感性。其实，正如文化研究后来所揭示的，在大众文化或流行文化中同样潜藏着某种压迫性的意识形态，比如商业主义、父权制与种族歧视等，对这种匿名式权力的劫魅也是文化研究的工作目标。因而，以精英/大众二元论的模式去判断文化研究的取向，便容易造成对之的误释。

邹：鉴于文化研究在中国大陆泊港的在地情境与发展实际，可以说它一方面呼应了理论界对于文艺理论遭遇困境的现状的反思，为文艺介入现实生活，文学作品构筑新的公共空间，发掘文学性背后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政治提供了有效路径；另一方面，文艺学界由此展开了围绕文化研究、文化批评、文化诗学的诸种论争。您经历了这些论争，但是正面参与的不多，能否请您简要评析这些论争的源发语境及其产生的结果？联系您的研究实践，文化研究之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黄：文化研究被带入到中国文学研究的领域中,是一件可隆其重而视之的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改变了自此学科建构以来的基本规则与话语走向，因此自然会在一个时期中引动了文学学者的激烈争议，当也在情理之中。文化研究对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即文学研究的深刻影响是多层面的，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看之，即它会冲击、移动文学学科的传统边界，造致方法论、观念论等的转变与重塑。但从前一时期发生的争论观之，似更多地还是集中在第一层面上。就文化研究学者看来，随着后现代文化的扩张、多种传播技术的递变，带有一定自主性的公民社会或大众社会的浮升，传统经典意义上以“自我教育”为宗趣的“文学”正在日趋边缘化，文学对社会生活与心智生活的影响也在逐渐地缩减与退化，因此而有必要将研究的视野转向日趋繁盛的社会文化、大众文学、大众传播方式与日常生活方式等，并将文化研究中的性别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空间、后地理等理论纳入到文学研究的视野中，通过扩域而改造旧的学科模式，拯救学科面遇的危机。这种想法在某个交叉点（即消除固定的边界）上也与美国的“文化诗学”主张相谋和，在差不多同时被引入到中国的文艺学界。

当然从今天的眼光看，我认为对文化研究之介入文学研究的意义还可做些更深的解释，根据上述对社会变迁的描绘，如果从文化政治的角度来看，事实上也同时意味着“斗争的主战场已经发生了转移”，因此扩域的意识也自然隐含了某种对责任意识的重新考量，并传递出了某些知识人试图借助原有的制度性平台重返新的社会论争的意识。在文化研究学者看来，文化不是一种平面性的知识概念，而是一种充满了社会紧张感，并贯穿着压迫与抵抗的语域，由此观之，则各种知识领域也必然潜在地被连成了一片。对之，反对扩域的学者则认为此种举止背叛了学科的原则，遗弃了人文主义的立场与经典的价值，导致了研究的泛化无归，等等吧。从目前看来，这场刀剑胶柱的争议已始趋于消歇，多元主义的价值深入人心，即所谓各有其理者不必以对方为设限，这一结果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即各自都能在一个相互认同的框架中以包容的方式看待他者，以故也可一笑而无碍矣。

从方法论上来看，传统的文学批评主要倚仗的还是一种文本批评的方法，虽然会兼用社会批评与心理美学等的方法，但是一般还是以文本批评为旨归的，更毋庸说那些形式主义、解释学、结构主义、现象学的方法等。然而在文化研究那里，虽然其后期因介入话语分析的模式而将“社会”也视为一种“文本”，从而已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文本研究，但是从其将“文化”看做一种循环的过程，一种“回路”来看，那么必然会将过去一直忽视的生产与消费（阅读、读者）等环节也纳入其研究程序之中，为此也会将社会学、民族志等方法的使用视为不单单是补充意义上，而常常是关键意义上的工作模式。生产与消费的机制，是无法从文本中推导出来或以想象与虚构的方式推论之的，而是需要真实地返回到生产与消费的场所之中，以窥其运行的诸种特征与复杂性。举例而言，比如现在的各种文学与影视等作品的产出（包括纯文学，及对过去的经典文学的出版、改编、上演等），已很大程度上不同于旧日的制作模式，作家的写作意愿并不是独立自持的，而是已被纳入到了一整套文化生产的环节之中，而这又与消费人群的需求紧密相关，也就是市场的生产与消费开始成为文本生产的导向性力量，这也可解读为是“作家死了”与“作品死了”的另一种含义。既然如此，局限于文本的分析已难以揭示出其意义的归属，进而也对文学与文化研究者在视角与方法的取用上提出了新的要求。当然，文本分析依然是有意义的，因为文本是中介，是生产的对象与阅读、消费的依据，不可能存在着没有文本的生产与消费，由此而使返回文本成为另一种必要，但同时也不可能存在独立自持与意义闭合的文本，因此而仍然需要将之置于一种更大的机制中，才能更为透彻地发现文本意义产生的诸种规则。

再就是文化研究的引入，也在很大程度上对文学研究中长期凭依的真实性、求真性假设或信念构成了某种祛魅。基于一种普泛通行的传统意识，无论是何种类型的作品（比如现实主义的，抑或象征、抽象、怪诞、魔幻类等的作品），都被看做是可以通过实证，及细节、系脉等的勘探与分析而取得一种趋向于真实的结论，学术被看做是获求知识之真相的全部途径，或事实之真，或思想与情感之真等。然而，文化研究则从对历史运动的观察上看到，历史与观念之间的关系是以一种更为深邃与错综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人们的确真实地、个体化地，或群体化地生活在具体、可触的历史中，但在另一方面，在历史的运行之下也存在着一种或多种支配性的、同时也是观念化的力量，这种力量在诸多因素的纠缠、冲撞、整合中逐渐成型，进而支配了历史的运行或构型。从大的范围上来看也可将之称为是“意识形态”，它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任何的符号化活动都很难不受到这种观念构建的影响，因此文本不是单单反映出某一个人或群体（书写者）的想法或意志，而是同时也会接受某种观念史的形构，比如像阶级、种族、性别等的确定观念，对自然、人性等的基本认知模式，均会“暗中”支配我们的书写，支配我们对材料、主题的处理，等等。也正因此，在研究表象化呈现的“语言”的同时，也需要去发现控摄这种表象化语言之呈现的“语法体系”，从深层的观念史构成与运作的历史形态中去寻找问题意识，探查调配我们生活表象以及一般书写的隐在逻辑。从微观的角度上看，也就是将每一文本的制作均视为建构的产物（这也包括历史撰写与新闻写作），而不是简单地视为是对心灵与物象的反映，从宏观的角度看，则可视之为观念史运行与对话的产物，因为观念史总是会通过个体的表述而传递出它的特殊诉求。当然，在文化研究那里，揭蔽的行为还只是知识与批判工程的第一步，通过这种揭蔽更重要的是重新组合观念史的力量，借此移动、修正观念史的流动方向。言至于此，我们大体也已经看得比较清楚了，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介入，并不是意在将之再度学科化，或单纯停留在对学科方法论模式的改造上，而是试图将文学研究与批评推入到一种有利于社会、文化与历史重建的轨道上。文化研究对其他学科的作用也可作如是之观。

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影响当然并不限于以上所述，尽管这是两种不同的知解与批评模式，但也可以有叉合或交叠，从而推动学科的更化与出新。

邹：借助于“知识分子图书馆”、“文化与传播译丛”、“先锋译丛”、“当代学术棱镜译丛”等大规模的译介传播，文化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很多人文学者思考和参与社会批判的重要理论资源。同时，学者们也开始警惕文化研究与中国社会现状的适用性问题。作为这方面的研究专家，您认为文化研究与中国大陆的结合点在哪？

黄：现在也有学者注意到建立中国特色的文化研究形态的重要性，这是很有意义的。笼统地看，文化研究虽然是一种国际性话语，但其价值最终还是要落实在对本土问题的解答上，由此看来，就有必要产生我们自己的问题意识，建立我们自身的批评与理论体系。本内特在2006年访问中国时，就向我问询过这一问题，甚至几乎后来每次来北京的国外文化研究学者都非常关心这样的问题。毫无疑问，我们已经有些学者正在这一意识的指导下从事中国自己的文化研究，也有做的很好的。当然也会有一些难度，一方面，存在着理论资源的转换与消化的问题，而从国外文化研究已经形成的那套理论、命题等看，究竟哪些是能够与中国自身问题的讨论对接的，哪些看似很有理论诱惑力，但事实上又是与中国问题不能对接的，并不是很容易鉴别的，因此也要允许试错。另一方面，从文化研究的学术主体来看，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学者们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中文系，有些传播系的学者也受及中文系的教育，无论是做文艺理论、比较美学还是传播、影视等研究的学者，其现实关怀往往多是通过文本解读与批评反映出来，或擅长于思想史内在理路的分析，缺乏对具体、广泛社会实践的关注，缺乏将理论、经验方式与现实场域结合起来的技术性处理的意识与能力，加之还有学科疆界等的限制，因此他们目前所能够做的，还仅仅是一个侧面的工作。

邹：作为一种批判性话语资源的文化研究，在当前中国的语境中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批判性，学者们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往往真正感兴趣的是文化产业。我个人觉得文化研究与文化产业之间的结合存在一定的难度，您是如何看待文化研究与文化产业之间的张力关系？

黄：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文化产业主要地属于“生产”性的，而文化研究则是解蔽与批评性的，这两者之间从一开始即有较为明显的区别，尽管处理的对象都是文化。在当今的社会氛围中，毫无疑问，生产的冲动要远远压倒批评的意识，并且这种冲动又常常是可合并到主导性的市场意识形态中去的，也会给从事这项活动的人士们带来实际的利益。在此种情况下，有些原先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也可能转行去做文化产业理论等。但是当生产沿着自己的逻辑一味向前推进的时候，也就更需要文化研究来对之进行诊断，甚至于解毒与消涨。因此，即便是在这个层次上讲，文化研究也是不可缺少的。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另外一些看法，比如我所见的就有司各特·拉什与哈特利等的观点，他们认为文化研究学者通过介入制度、政策或设计等的环节，可以一定程度上将自己的理念从一开始即渗透至生产环节之中。这当然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想法，但关键的一点还是要首先具备文化研究的理念，而这又取决于大学教育所提供的条件。

邹：最后，对于文化研究的脉系问题，有学者提出应当将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范式作相对化的理解，您同意这个观点吗？请您推荐几本英国文化研究的权威读本，谢谢。

黄：当然，文化研究不是全智的，不应当将之作为解决问题的完备形式，如果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对之保持一种更为平和的心态。文化研究毕竟只是多元话语中的一种，这决定了它仅仅是在相对规定的范围与意义上才是有效的。另一方面，我们毋宁将之看作是一种开放与流动的体系，引用霍尔的一句名言，文化研究也是“不做担保的”，因此它可以与其他的理论体系相交切。比如，尽管文化研究是从质疑人文主义起步的，但发展至今，在某种意义上讲，我认为，文化研究也是可以与人文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结伴而行的，如此等等。

关于你提到的英国文化研究读本，因为文化研究已经经历了五十年的发展历程，留下的著述自然也相当之庞大，大致可以将之分为两个系统：一是那些文化研究的直接参与者所撰写的论文与书籍，重要的著作也很多，我们可以称之为“做文化研究”，想要对之做些完整的了解，就需要从最初威廉斯、霍加特、汤普森、霍尔等的著作一步步往下读。在这个系统中，还需要关注CCCS所编辑的各种期刊，许多伯明翰学派的重要论文已选在其中，后来由Hutchinson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一套大约十本的文化研究论集，更为集中地反映了中心这些年来的研究思想。与之同时，也需要将50年代以来的其他理论纳入学习与研究的视域，这点我其实在前面也谈到了，文化研究是汲取了所有这些理论成果发展起来的，既然它要实现一种“历史的大联合”，那么就需要对各种有用资源均能保持开放的胸怀，而非画地为牢式的进行知识的建构。二是对文化研究进行反观性研究与介绍的著作，很多学者曾做过这方面的梳理工作，可称为“研究文化研究”，出版的著述也相当繁多，现我所知专门介述英国文化研究的，也是较好的一种就是特纳所著的《英国文化研究导论》（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2002年新出的第三版是经特纳亲自修订过的。但该书在编辑体例上也有不尽人意之处，比如它将符号与文化关系的理论阐释置于最先，容易给人先入为见的误觉，好像文化研究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起步的，或这一理论可以涵盖英国文化研究的整个体系，这与英国文化研究的实际进程或展开的多样化状态是不吻合的；另外，以问题或命题的方式来编排章节，也不容易看到文化研究逐步推进的逻辑，及各不同时期、不同场域中文化研究论争的复杂面貌。但好像国外的文化研究导论类著作基本上都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编制的，所以要真正想了解或研究文化研究的实情，还得再次返回到对那些原创性著作的系统化阅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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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黄卓越等著：《英国文化研究：事件与问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4页。

注：本篇访谈被收录进邹赞教授著作《思想的踪迹：当代中国文化研究访谈录》，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在此，本公众号特别感谢邹赞教授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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